从认知隐喻的视角谈壮语地名壮语地名是壮族人民在自己活动的区域进行活动所留下来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从认知隐喻的角度来分析壮语地名中存在的空间隐喻、动植物隐喻与颜色隐喻现象，从而在现象中更好地认识壮族人的思维方式。

　　在认知语言学当中，隐喻被认为是无处不在的，人类要认识世界必须依赖隐喻，地名也无可避免。隐喻在传统修辞理论中被认为是一种词语替代，也就是两种具有相似点的事物互相转换，这种词语替代的过程在中国传统语言学上也叫“虚化”。在新修辞学或者当代认知理论中，把隐喻看成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认知模式，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思维活动，它的基本理论就是从本体（始源域）和喻体（目标域）两种概念中抽取部分相似元素，进行互相投射，最终形成一个融合的结构。壮语地名是壮族人通过自己特有的认知和思维方式所产出的一种专用名词，用来表达一些抽象的概念或者思想。那么，壮族地名中具有什么样的隐喻？这些隐喻现象后面体现了壮族人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本文以壮语地名为研究对象，从认知隐喻的视角考察壮语地名，探寻壮族人的认知思维方式。所取的壮语地名主要来源于《广西壮语地名选集》。

　　隐喻是通过日常的主观经验和感觉运动并存发生得出的经验，然后自然地、自动地、无意识地产生一种普遍和约定俗成的隐喻概念。人类在进行这种经验、感知的运动往往是从人类自身的体验出发，用自己较熟悉的事物去认识另一个较陌生但是又具有相似性的事物，如“头”是人类或者动物的头部，因其与物体或地域的前端有相似点，所以“头”就具备了指示空间坐标的这么一种功能。不仅仅是“头”，包括“脸”“口”“喉咙”“脚”和植物的“根”“顶”“梢”等都有指示空间坐标的功能。如汉语地名“河口”“湖口”“山口”“山嘴”“沙嘴”，壮语地名“把索Baksok”（把：口；索：码头）、“丘歪Gyaeujvai”（丘：头；歪：水坝）、“定雷Dinndoi”（定：脚；累：岭）、“可类Goeklaeq”（可：根部；类：板栗树）、“根贡Gwnzgungx”（根：顶部；贡：偏僻）、“莫哥Mboqgek”（莫：树蔸；哥：泉）等，从这些地名中可以了解到其内部的机制就是一种隐喻，在这个隐喻当中，表示物体形状或地域的方位是抽象的，如上方、下方、底部、顶部、大小、前后等是喻体（目标域），而人自身的部位是本体（始源域）是具体的，如口、嘴、脚、脸等，那么二者在互相映射过程中，本体（始源域）在喻体（目标域）这个语境下被激活被映射到目标域的空缺项上，使抽象的目标喻转换成具体始源域，促使隐喻的机制成立。所以不管是汉族还是壮族，都存在着名词转化为地理名词的现象，从现象中也体现了人类对于自然领域的共同认识与表达。

　　虽然说汉族与壮族都存在着用名词来指示地理名词，但是壮族对空间方位的认知和表达较汉族更具有原生性。汉族地名多用东西南北，如江西、山东、河北、江南等。在壮语地名中，含有东西南北的地名数量很少，原因有三：一是壮族对以太阳为绝对、客观的东西南北类别的方位词的认知是缺乏的。如广西隆安县有个面东西向的村落，村东称“太阳升”，村西称“太阳落”，广西象州县有个面向东边的村子，直接取名为“太阳”。此外，壮族人缺少像汉族人那样使用东西南北来指示方位，所以，就借自身体为参照点。如壮族人将脸前为前，背后为后，借词naj（脸）和laeng（背）来表达方位，所以壮文前面为baihnaj，后面是baihlaeng。壮族人对方位的认知还表现为横向思维上，例如汉语的“东奔西跑”，壮语说成“奔上奔下”。二是壮语为内隐型空间，汉语为外显型空间，表现在壮语多用下/内/后，汉语多用上/外/前。三是汉语和壮语地名都少用“左”和“右”。汉语从上古就已经把描写身体的左右，转化为地域的指称了，这时候内部已经形成隐喻的机制了，因其后有东南西北的方位，于是就少用左右。而壮语的左右还一直处在表示身体部位的指称，没有扩大到对物体或者地域的指称上，只停留在本体（始源域）没有喻体（目标域）这个语境下，所以没有被激活，没有形成隐喻机制，要描述左右，必须在前面加成分“pa:i214”成分，如江的左边为“pai214swi11ta214”。此外，在壮语地名中还发现有“部屯”“头塘”“二塘”名词，据考证，壮语“部Boux”“塘Daemzleg”对应汉语的“亭”“里”。古代“十里一亭，十亭为乡”“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可知有的壮语地名会从某地算起，“部屯”“头塘”为十里，“二塘”为二十里。壮族人在没有长度概念的时候，用具体的房子作为本体（始源域），把抽象的长度作为喻体（目标域），两者互相映射，使喻体（目标域）具有具体性，所以，壮族人把村子的大小在隐喻的机制作用下，形象地表现出这种概念的范畴。

　　壮语地名中常常会出现跟自然界中具体的动物、植物之间发生隐喻关系，以具体的动物、植物作为本体（始源域）与抽象的地名喻体（目标域）之间发生互相映射，使抽象的目标域具有具体的特点，即用自己较熟悉的事物（动物、植物）去认识另一个较陌生（地名）但是又具有相似性的事物。如广西隆安县的“那汉Nazhanq”（那：田；汉：鹅）指这个村子周围有一块似鹅形状的田，故名“那汉”。这里的田的形状是抽象的（因地形不同，田有各种各样的形状），而鹅的整体体型是具体的、特点是突出的，所以用具体的鹅的形状作为本体（始源域），把抽象的田作为喻体（目标域），使本体（始源域）在喻体（目标域）这个语境下被激活被映射到目标域的空缺项上，使抽象的田具体化。懂壮语的人一看到这个地名，脑海中就知道这个村子的田，并不是方方正正的概念范畴。此外，还有像“弼屯Mbanjbit”（弼：鸭；屯：坡岭）、“坡贵Bogaeq”（坡：山坡；贵：鸡）、“那马Nazma”（那：田；马：狗）等也是如此。

　　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类的认知是基于体验，始于范畴化，先获得范畴，形成概念，再到意义，也就是概念化。隐喻是一种认知方式，它也是通过人的思维活动而产生的。地名是一种专用名词，也是人们经过对外界的感知、体验，从而在脑海中进行范畴化，最后得出的概念。壮语地名，也就是壮族人对自己所接触过的地方进行感知并范畴化、概念化。词汇会具有根土性，是比较顽固的。所以，壮语地名会体现壮族人接近原始的思维方式。壮族人所在的岭南地区，多山多岭、河汊纵横，植被茂盛，故而对植物的认知较丰富。壮乡大地地形地貌复杂多变，植物资源品种丰富。植物名称如同地名，它们相当稳固而且常用。壮语中很多村屯的地名都是从植物转化而来的，如广西河池市的“可友Goyaeu”（可：株、棵；友：枫树）原是一片枫树林，后在此地建村得名。这个地名的产生，肯定是由于壮族人在这个地方进行了感知、体验，从而脑海中出现了枫林的意象图式，再把这种抽象的空间与枫林进行范畴化。最终通过隐喻，用具体的枫树作为本体始源域，把抽象的空间作为喻体（目标域），使本体（始源域）在喻体（目标域）这个语境下被激活，被映射到目标域的空缺项上，使抽象的空间具体化，从而产生“可友”这个地名概念。类似的壮语地名还有：“肥类Faexndae”（肥：棵；类：柿子）、“果满Gomuenj”（果：片；满：粽叶）、“古怀Gofaiz”（古：棵；怀：竹子）等。

　　地名名词的隐喻含义非常丰富，一个地名名词可有几个或者多个隐含义，在二者映射的过程中，会过滤掉其他不相关的隐含义，从而让相关的焦点隐含义保留下来。如广西靖西县有个壮语地名叫“枯柑Guhganh”（枯：棵；柑：柑树）因其多柑树而出名，当然，这个村子还种植玉米、稻谷，那么要收柑橘的商人看到此地名，会直接关注柑橘这个焦点，过滤掉其他含义，从而避免了很多搜寻的麻烦。

　　人们在给自己的居住地起名时，往往会先从感知外部特征来进行命名，颜色就是最常见、最直观的能感受到的外部特征。颜色是客观存在的，其物理特性是表现在连续的光谱上，所以每个民族的人都能观察和辨别颜色，但是，由于认知颜色的思维方式不同，每个民族的人最终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颜色，都独具特点。

　　壮语地名中白色和红色的使用度是排在前两位的，并且蓝色和紫色是不在壮语地名中出现的。可以看出在对颜色词的认知上，壮语有着自己的特点，那在这种认知方式下，壮语地名中具有怎样的颜色隐喻现象呢？

　　壮语地名中，白色叫“hau”，以“hau”作为壮语地名的有很多，例如“岜好（bayhau）”“拉好（lajhau）”“尾好（Rijhau）”“打好（Dahhau）”等。这些地名虽然都是以白色来命名，但是已经发生了隐喻的现象。白色在汉语里可以做为形容词修饰名词，如“白色的石山”“白色的石头”。在壮语地名当中，白色更多的作为本体（始源域）在喻体（目标域）石头、石山、石壁语境下被激活被映射到目标域的空缺项上，使目标域代替了本体域。在壮族人的思维当中，白色的山被认为是没有植被的，黑色的山是有茂盛植被的，但是壮族人认为生长着茂盛植被的山，是壮族聚居区的常态，通常不把它作为地域命名的标志，即壮语地名中没有“黑色的山”。从壮族聚居比较密集的广西百色市和河池市来看，多是一些光秃秃，呈白色，属于亮色系的山，所以壮语地名中常用白色“hau”。那么，白颜色与石山崖这两种相似性的事物，就发生了隐喻现象。例如广西东兰县的“尾好Rijhau”（尾：溪，好：石山崖）指石山崖旁的小溪，白色“hau”已经被具有相似点的石山崖给替代了，“六浩Lueghau”（六：山沟，浩：石头）指石头较多的山沟。白色“Hau”还能被其他颜色的词语修饰，如“好领”（Haunding好：山崖，领：红色）指呈红色的山崖。如果没有发生隐喻，那么这种壮语地名将不成立的。据考证，白色“hau”在别的通名之后，几乎就是指目标域（喻体）“石山崖、石壁、石头”的概念。

　　红色“Hoengz”是壮族人偏爱的颜色之一，源于“火”的认知，有着神圣、幸福、驱邪的象征，宁明县花山壁画就是最早体现壮族人对神圣的红色的喜爱。在壮语地名中红色的出现也是排在白色之后的，可以看出在壮族人的认知当中，红色是具有重要的地位。壮语地名“那零Naznding”（那：田；零：红土）指红土的田、“弄领Runghnding”（弄：山洞；领：红色）指红土的山洞、“念宁Raemxnding”（念：水；宁：红泥土）指红泥土的水。这些壮语地名的红色与红土地具有相似点，壮族人在地名中，往往会把红土地当成红色，例如广西靖西县的“百灵Baknding”（百：出口；灵：红土地）指红色土地的出口，而不会看成“红色的出口”。壮语的红色还可以对应汉语的赤色、、褐色。壮语地名“南岭Namhnding”实际上该土地的土质是，只不过带了点红色，也是被看成红土地。“塘岭Daemznding”“布红Mboqnding”“孟凌Moengjndeng”和“红水河”壮语叫“都泥”，因其本质的颜色基调偏向和褐色。因为泥土跟水流混合，使水质浑浊，不再是泥土本身的红色了。但是在壮族人的认知当中土地就是红色的，泥土就是红的，由此可知，土地就是红色的隐喻之一博业体育官方APP。

　　颜色隐喻功能的强弱仍受人类语言颜色词发生等级的普遍性制约，即等级越高的颜色词隐喻功能越强。所以本文暂且研究在壮语地名中出现最多的白色和红色的隐喻现象。

　　本文借自认知语言学的隐喻理论，从认知隐喻的视角出发，分析壮语地名中的空间隐喻、动植物隐喻与颜色隐喻现象，最后，从这些现象当中总结壮族人在起壮语地名时的认知思维方式。

　　通过以上分析解读得出以下认知：一是在壮语地名中，出现用具体的人类或者动物的部位来指示方位的隐喻现象，并且很少用东南西北来指示方位，多用上、外、前，由此得出壮族人对壮族对空间方位的认知和表达较汉族更具有原生性；二是壮语地名多与具体的动物、植物之间发生隐喻关系，可以看出壮族人一定居住在多山多植被的地区，还表现出壮族人在感知和体验的过程中，多与自身周围的动植物接触，由此出现此类的意象图式，再进行范畴化，最终得出概念与意义；三是壮族人在对颜色认知上，总体符合语言学家给出的层级蕴含关系，但是也有自身的特点。在壮语地名中出现数量最多的是白色和红色，而黑色较少，这就表明壮族人在给地域命名时，至少黑色的隐喻现象不及白色和红色。壮语地名中白色隐喻多与裸露的石山、石崖有关，红色的隐喻多与红土地有关。本文之所以要从认知隐喻的视角出发，是因为用壮族人的思维去看壮语地名更能还原壮语地名的真实度，更接近语言事实。举个例子，广东湛江有个“麻章”地名，在不懂壮语、壮族历史或者壮族人的思维方式的情况下，很多人通过字面直接翻译为“因多有章鱼和剑麻而得名”，而后学者认证，其地名是壮语地名，实际写作“麻樟”，“麻”是村子的意思，“樟”是樟树的意思。因为此地多有樟树以得名才是正确的释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