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运动 探究多元宗教的共同价值 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在其他那些学派中，争论产生了妒忌，因为一派坚持而其他派别反对。耆那教则不然，他们宣传无教条和无争论，因为他们承认‘道理’的诸教义。”

　　中世纪伊斯兰教进入印度，随着地区王国的兴起和地区语言的发展，印度教内部掀起的从南至北，由下而上的旨在改革教义、教规的虔诚宗教运动。

　　这期间，印度和穆斯林之间的交往，宗教之间的对话足以建构起一套新的思想体系。不论是印度教无形派诗人格比尔（Kabir）的诗歌中透露出浓郁的伊斯兰苏非思想和吠檀多思想，还是自幼受到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双重影响的锡克教祖师那纳克（Nanak），他们所尊崇的，既非真主，亦非梵或上帝，而是绝对至上的同一“真理”。

　　莫卧儿王朝第三任君主阿克巴（Akbar，1542—1605）更是宗教对话身体力行的倡导者。麦克斯·缪勒曾在《阿克巴大帝》中记录阿克巴如何探求真理、仔细辨析与他探讨宗教问题的博学之人的话语，无论对方是赛义德、乌里玛、谢赫，还是苏非、沙门僧人、婆罗门、神父和拜火。

　　阿克巴于1581年制定的一个包括所有宗教精华在内的“神圣信仰”便是宗教对话的产物。其中“十德”杂糅各教教规和教谕，取各宗之长而熔为一炉。虽然“神圣信仰”随着他的去世而湮于尘土，但对于一个有远见的家、思想家而言，他们的宽容思想给留给后世的遗产和启示是深远的。

　　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称赞阿克巴是“宽容方面的一个主要理论家，并且在安排不同宗教背景的学者参与不同信仰之间对话方面是世界上的一位开拓性领袖。”

　　有宽容才有对话，有对话才有比较。相比对话的开放性，比较寻求的是更高层面的认识和学理上的会通。在宗教史上，通常认为是马克斯·韦伯（MaxWeber）开创比较宗教学，但这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若以宗教的丰富性论，有“宗教博物馆”之称的印度次才是比较宗教研究最佳的试验田。

　　早在17世纪，阿克巴曾孙达拉·希库（DārāShikoh）曾尝试会通伊斯兰哲学和印度哲学。他在经典之作《二海合流》中称奥义书为“一神论的宝藏”，其教义与《古兰经》一致，都主张一元论；将奥义书中梵的有体与变是（徐梵澄语），或静性与动性（阿罗频多语）与伊斯兰哲学大家伊本·阿拉比（Ibn’Arabī）的真主的隐性与显性论进行对比，从而认为两者在形式上纵有所不同，内容上却趋于一致。

　　印度的宗教对话在多元文化共生的背景下发端，因此，它的对话超越普通意义上以对话为主的多元认识论，而植根于印度本身“累积的传统”。

　　兼摄伦理、法律、宗教等内涵的“达磨”（dharma）更普遍的意义即为宗教的传统。相较于“宗教”或“印度教”（Hinduism）这类带有西方背景的用词，古老语汇“达磨”更贴合印度人民生活实景，被视为“古代印度文明或印度雅利安文化的中心思想”。

　　达磨的概念在近代经历了词源考辨、历史梳理和知识论证的过程。帕特里克·欧立文（PatrickOlivelle）汇编的《达摩：关于语义学、文化和宗教历史的研究》反映出这种努力。

　　他指出，东方学家因倾向于塑造“不变”印度的形象，认为作为印度宗教和文化核心概念的达磨也不会发展和变化。实际上，这个词会随着社会、经济、宗教环境而变化。C正如宗教学家威尔弗雷德·坎特韦尔·史密斯所言，印度的传统是“多样的、不固定的、增长着的、变化着的和累积着的。它以物质的形式具体化了以前各代人的信仰，同时随着一代代人的不断发展，它又为下一代人的信仰确定了发生的处境。”

　　在缤纷丰富的文化景观里，信仰部分既来自创建者和传教者的个验，也来自潜伏于意识深处的社群传统，两者以各自方式共同保存着这一智性信仰，同样弥足珍贵，因为在人类宗教史上，“接受性的追随者所具有的保存性的信仰，与开创性的领袖所具有的创造性的信仰，同等重要。”

　　从思想史的发展角度来看，印度宗教史是一部思想冲突与融合相交织的历史。吠陀教、婆罗门教、祆教、佛教、耆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教等都曾在印度次孕育发展。

　　当婆罗门教逐渐沉溺于繁琐的祭仪，变得僵化和教条化时，佛教应运而生；当伊斯兰教入主印度时，以虔诚运动为主导的印度教完成自身改革，吠檀多诸派发展至新高度；当近代印度面临社会和宗教改革时，佛教回流印度，催生新佛教的诞生。

　　拉达克里希南以“多元统一”（unityindiversity）描述印度深厚的宗教传统，此语渐成描述印度宗教特征和思维方式的关键词。“多元统一”有着深厚的哲学内涵。从方看，与“哲学”（爱智）意思最为相近的梵文词是“ānvīk?ikī”（古译“察”），意为“以追求为目的者”。

　　不论是雅科比认为的“哲学”，还是日本梵学者桂绍隆认为的“逻辑追求”，或是《利论》中译者朱成明认为的“集反思、推理、论辩、修辞于一体的技艺”，都表示印度哲学所追求的内容与形式（方法）的统一。

　　从思想圆融性看，吠檀多诸派对奥义书“梵我”关系的阐述，将存在论提升至新的高度。吠檀多不二论鼻祖乔荼波陀（Gaudapāda）及其学生商羯罗因“空”、“无”、“二谛”观念中明显的佛教意味被蔑称“假面的佛”，正是奥义书、吠檀多与佛教对话的结果。

　　当伊本·阿拉比的“万有单一论”受次伊斯兰正统学者的“泛神论”批判时，亦可见伊斯兰哲学与吠檀多思想大有会通和互渗之处。正因为认识到印度宗教冲突与融合的历史，体悟到印度宗教的哲学基础，印度现代思想家不乏宗教宽容的精神与兼容接纳的态度，他们的比较意识以一种更为积极、理性的方式来呈现，那就是对“多元宗教价值观”的极力倡导。

　　这一价值观意味着承认印度多元宗教共存与互动的历史现实，以理性的问寻态度和对真理的热切追求，探索其共存背后可能存在的共有价值取向。这种探索并不盲目，是在融摄东西、汇通古今之后，对多元文化传统留下精神遗产的一种升华创造。

　　信仰与理性的问题，早在阿克巴时代就讨论过，而受到西方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影响的近代精英派，更是将辩证、理性的宗教观视为改革必须与文化自觉。19世纪初宗教改革家拉姆·莫汉·罗易（RamMohanRoy）领导的孟加拉文艺复兴运动高扬理性与个利，摒除印度教中迷信和陋习，试图将印度教“改造成一神论和理性的宝库”。

　　罗摩克里希那（Rāmakrishna）发现不同宗教虽遵循方法不同，最终将汇集于同一神。他的辨喜将这一观点进一步发展，认为吠檀多诸派非但不相互冲突，反而互为补充，是从不同剖面呈现的同一真理，“我们不仅相信普遍宽容，我们也要接受所有的宗教皆是真实的观念。”

　　泰戈尔（RabindranathTagore）集中探讨过宗教问题，诗人的浪漫与哲人的理性在他身上的结合，使他的视阈越度同侪，有着更深刻的人道关怀。他认为宗教的目的是透析深藏于人内中的创造能力，证悟“人与神的统一”：“个人只有在一种包容所有个体的基本实在——作为人类价值观念领域的道德与精神的基础的实在——之中，才能找到自己的意义。”

　　甘地（MohandāsGandhi）具有强烈的宗教情感，但在信仰与理性之间有着公允的判断：“我并不相信吠陀的独一无二的神圣性，我相信《圣经》、《古兰经》和《阿维斯托注释》是像吠陀一样神圣的。我对印度教经典的信仰并不要求我把每一个词和每一节都当作是受神的启示。

　　甘地不用“理性”，而以“真理”来融摄多元宗教。真理既是这一宗教的至高本体，也是认识原则，同时亦是社会与的实践原则，这一“宗教真理观”与哲学传统中认识对象与手段合一的“ānvīk?ikī”（察）暗合。

　　宗教的共有价值不仅指向内中，同时福荫群体，与社会福祉相结合。世俗主义建设者尼赫鲁对宗教持辩证和谨慎的态度，他将宗教与精神信仰区别开来，肯定宗教在树立价值标准、提出指导生活原则方面作出的贡献，反对宗教的教条主义、盲从、顽固和迷信。他的辩证宗教观，被金克木评价为“开明得毫无宗教气味”。

　　自20世纪50年代起贱动领袖和“宪法之父”安贝德卡尔（B.R.Ambedkar）掀起大规模皈依和改宗佛教的“新佛教运动”，这是一场既关乎宗教信仰，又关涉、经济、文化、地位等社会内容，涵括博业体育官方APP、、自由等现代价值，折射世俗印度与宗教印度交织相向的社会与运动。

　　他对宗教做过细致的考察，提出理想宗教的四标准：增进道德；符合理性；带来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给贫穷以尊严。

　　到了晚年他看到了宗教的两面性问题，试图将宗教中富有进步意义的内容抽绎出来，将神圣生活的达磨与通俗意义上的宗教分离开来。他在撰述新佛教圣典《佛与佛法》（TheBuddhaandHisDhamma）表现出强烈的理性主义、人本主义、道德至上的意味，与近代知识精英所追求的价值向度不谋而合，既视理性、社会福祉与确然性为判断佛陀教示的标准，也视之为新佛教立足之根本。

　　从社会学意义的宗教多样性现象向知识论视角下的宗教信念多样性过渡，是当代宗教多样性问题探讨的必然。印度当代哲学家巴拉苏布若门尼曾用“精神的人文主义”来指称与西方传统“世俗的人文主义”有所区别的宗教理想。

　　罗易“理性宗教”、辨喜“普遍宗教”、泰戈尔“人的宗教”、甘地“宗教真理”、安贝德卡尔“新佛教精神”都致力于将印度本土的印度教、佛教、耆那教、锡克教等和外来的伊斯兰教、祆教、教等中关乎生命与存在的永恒不变的价值和具有普世意义的信条加以阐释与提炼，从而建立较为统一的，具有积极而内省精神的人本价值观，使分离的、各执其事的宗教派别可以在思想内涵上互为阐释，最终形成多元宗教共同体。

　　这一宗教观与价值观，直接影响印度现代世俗主义进程。“尺度造就现象”。多元文化现象需要多元论的方法，印度宗教的冲突与融合史为研究多元文化现象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实例。

　　在辩证统一、多元共生的文化景观下，多元论和个殊论（排他论）在并行交缠地发展着。印度宗教史不是绝对的多元论，它不曾证明各宗教背后存在着一套绝对真理的客观标准，达磨或永远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同时它也不主张绝对的个殊论，未曾坚称各宗教各有一套完全自行其是的标准和旨向。现实中的冲突与融合往往此消彼长。

　　当个殊论发展至极，必有主张宽容的多元论思想涌现，令宗教意识跳出狭小视野，寻求大写真理；当多元论发展至极，主张独特性的个殊论亦会抬头，渴望重新返照自身的内在价值。

　　因此，真实的印度宗教史是在多元论和个殊论之中不断寻找平衡的历史。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与比较正是这一平衡的调节器。思想家们在构筑其理论模型时，往往会不自觉地以建立更为融摄统一的体系、更为精简明了的形式和更为涵攝闳广的内蕴为目标，因此在他们思想中反映出的不拘泥，不守旧，不唯祖，敢于创造，敢于破立，敢于拿敌对方思想为己所用的做法，正是撷众家之长、尊重价值与客观真理的科学态度。

　　多元的文化氛围带来对话与争鸣，宽容的态度和怀疑的精神催生多元宗教，理性与思辨使宗教价值愈辩愈明。殊异的观点为多元宗教的共生提供丰沃的养料，它们终将汇入精神的大海，在奔流中碰撞、激荡与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