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业体育官网“自己家的孩子”能否赶上“别人家的孩子”？听听刘长铭校长怎么说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北京四中原校长刘长铭日前在《什么是“人民满意的教育”？什么是好的教育生态？——如何构建良好的学校教育生态？》一文中表示：我常把学生分成四个层次：“传说中的孩子”、“别人家的孩子”、“邻居家的孩子”和“自己家的孩子”。

　　今天是敬爱的王绶琯院士百岁诞辰。我们在今天缅怀王老，回顾王老对青少年科学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具有很特殊的意义。我想借此机会谈谈王老的科学教育思想与实践对基础教育改革的意义。

　　在深刻领悟王老的科学教育思想以及反思科技俱乐部二十多年来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我想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我初识王老是在1988年。那一年是电磁波被发现100周年[1]，科协举办学术会议，王老做了一个报告，其中谈到格罗特·雷伯[2]（Grote Reber）对射电天文学的贡献。王老把雷伯取得成就的原因概括为“四个合适”——“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方做了合适的事情”。王老的这个概括很有意思，我一下就记住了，后来经常给学生讲。所以十几年后，周琳老师打电话问我愿不愿意参加王老的会，我很高兴答应了。不久，北京四中就参加了王老创办的北京市青少年科技俱乐部。

　　我1976年从教至今40余年，除了当老师的最初10年外，后来的工作一直与培养特长生有关。最初是辅导物理奥赛，用王老的话讲就是“应赛教育”，这比应试更辛苦，竞争也更激烈，我很幸运取得了不少成绩。

　　但我后来对奥赛产生了一些疑虑，原因是看到有些获奖学生并非真的对物理或对科学有兴趣，并立志献身于此，竞赛拿奖只是为了获得一块敲门砖。所以后来我逐渐把热情转到了科学探究教学上。就在这时，我有机会参与科技俱乐部的活动。科技俱乐部的实践对我乃至于对北京四中的发展都有深刻影响。

　　王老创办科技俱乐部的初衷是为了早发现和早培养青少年科技苗子。二十多年来这一实践探索是成功的，今天参会的各位年轻科学家就是证明。但我认为这一实践探索还有着更深层、更重要的意义。

　　我之所以说是基本规律，就是说这些经验适用于各类兴趣的和不同层次的学生——不仅适用于对科技有兴趣的学生，也适用于有其他兴趣的学生；不仅适用于成绩优秀学生，也适用于智力正常的不同学业水平层次的学生。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后续有了新的探索。

　　我常把学生分成四个层次：“传说中的孩子”、“别人家的孩子”、“邻居家的孩子”和“自己家的孩子”。

　　“传说中的孩子”是世间传奇、聪明绝顶、智力超常、万里挑一的神童，比如大学少年班的学生。北京四中是高中校，学生都已超过了少年班选拔的年龄限度，所以我没遇到过这类学生。

　　“别人家的孩子”是勤奋好学、全面发展、成绩优异、千里挑一的学生，他们学有余力，是典型的学霸。按照王老对俱乐部学生划分的层次，进实验室做课题研究的学生就属于这一类。科技俱乐部是他们成长的沃土和乐园。

　　“邻居家的孩子”我们经常能见到。他们成绩不很突出，学习常“不务正业”，有个性，有特长，不属于全面发展或“全优型学生”，只是在某个领域有比较强烈的兴趣，是属于“特优型学生”。他们可能不是学有余力的学霸，在学习上有所取舍（可能是智商问题，也可能是不同的价值选择），所以他们会因做自己喜爱的事情而耽误考试，即所谓的“偏科”。根据我的经验，这类学生大约占到学生群体的5%~10%。

　　科技俱乐部的经验是否适用于“邻居家的孩子”？北京四中“DY班[3]”就是这方面的探索。“DY班”的出现与科技俱乐部有很大关系。面对学生在兴趣领域和学科学习水平上的明显差异，“DY班”主要不是采用“分层走班”模式，而是降低统一课程的要求，最大限度释放学习时空，激励学生个性化学习和发展。评估这项教改试验效果需要更长的时间，因为他们高中毕业仅5~10年的时间。但目前得到的一些信息还是令人鼓舞的，一些学生已在学术和职业领域取得成就，如有的学生大一阶段就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有的已取得多项发明专利，有的成功创业，有的作品问世，有的进入国外名校直博等。最近看到一篇报道：《‘95后’北京女孩徐佳含首次担任长片制片，漫长的告白获第35届金鸡奖两项大奖》[4]，该女孩2013年从“DY班”毕业。总体上看，“DY班”毕业生后续的发展各具特色，不拘一格。

　　我们今天面对的是“自己家的孩子”——未经挑选，真正体现了“有教无类”[5]。他们智力正常，但学习习惯差，缺乏学习动力，缺乏自理能力，缺乏长远目标，没有明确的兴趣倾向，学习成绩不理想。更严重的是，以往的学习生活没有给他们留下快乐的情绪体验，有些已经厌学，或已产生心理问题。他们和“别人家的孩子”、“邻居家的孩子”没法比。

　　科技俱乐部以及“DY班”的经验适用于他们么？这是我们最初面临的判断与抉择。其实别无选择，我们必须采取俱乐部或“DY班”的模式，因为我们从未打算办一所“军事化管理”的学校，这样的教育生态不适合这类孩子。当然我们非常清楚，我们的首要工作就是“把学习变成让学生感到快乐的事”，因为提升学业成绩首先要改变学生的精神状态，“情绪会影响认知能力……要让儿童体会到学习是快乐的,保护他们的好奇心。良好的情绪能力和社会能力可以为以后的认知能力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Center on the Developing Child Harvard University，2007b) [6]。”

　　实践证明，俱乐部和“DY班”的模式仍然适用于他们。几年来，这些“自己家的孩子”快乐学习，健康成长，积极主动，乐观向上，在国内外竞赛项目中得了不少奖，虽不是什么大奖，但对他们而言无疑是“零的突破”。最近的一个奖项是两部从几千部作品中胜出，在2022纽约国际电影节上获奖，这是两年前学生初二时完成的作品。目前“自己家的孩子”已经毕业了一届，他们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与入学时成绩相比有天壤之别。

　　“自己家的孩子”未来发展能否追赶上“邻居家的孩子”甚至“别人家的孩子”？这是一个很难预估的问题。

　　俱乐部和“DY班”为“别人家的孩子”和“邻居家的孩子”提供了机会，他们也很好的把握了这些机会，而“自己家的孩子”很可能已经失掉了很多机会。他们是否错过了发展的最佳时期，或是所谓的“关键期”或“窗口期”？而这些“关键期”或“窗口期”是否终生不再有？

　　神经科学在这个问题上存有分歧。有人认为“各种发展机会窗的时间进程可能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因此重要的是要找出每个具体的孩子在何时需要怎样的信息以更好地促进脑的发育。这些信息可以通过仔细观察哪些活动能够吸引孩子的注意并激起他的兴趣而获得[7]。”

　　我本人的经验更倾向于认为，当人产生强烈兴趣时，就会产生一个“关键期”，确切的说是“脑觉醒”期，这使“他们能够完成先天的、本能的行为以及后天的、习得的、有目的的行为[8]”。常见的情况是，学习者在强烈兴趣驱动下会废寝忘食突飞猛进的学习，这必然伴随着神经系统的快速发育和剧烈构建。所以我认为，何时学习都不晚，活到老，学到老。

　　几天前我读到数学老师写的教育故事：“这个孩子不到半分钟就直接解出了三阶幻方，使我对他有了新的认识，这个孩子如果有定力，一定可以将数学很大程度的提升。”老师说的是一位数学成绩很差的学生。所以我坚信，许多“自己家的孩子”都是有待发掘的富矿，完全可以像“邻居家的孩子”甚至“别人家的孩子”一样发展，至于将来如何，时间会给出结果，我们需耐心等待，关键是要给他们提供机会和支持，培养他们的定力。

　　第二，科技俱乐部为学生提供的自主体验式学习，让他们更早的找到人生方向，将当下的学习聚焦于未来发展，因而会产生更强的内生动力，这比获得知识和能力更加重要。

　　我经常被一些家长问到，“小孩今年毕业，您看他报哪所大学什么专业好？”孩子有了好成绩，却很迷茫，原因可能是他们没有真正经历过自主体验式学习。有人问我，基础科学研究专业高学历毕业生应聘到社区街道，你怎么看？坦率的讲，我不认为这是正常的，并不希望这种情况太多。

　　今天很多学生花了大量甚至全部时间精力学习书本知识或备考，然而却对未来茫然无知。这是基础教育必须重视的问题。

　　近几年来，我常从科学的视角分析教育问题，尝试从科学的角度对教育现象做出阐述。谈到迷茫或不确定性，就需要提到热力学熵。克劳修斯提出熵的概念，玻尔兹曼提出熵的统计解释，香农（C. E. Shannon）将热力学熵引入信息学，提出“信息熵”的概念，用概率分布的改变或不确定性的变化来度量信息。

　　简单地讲，于教育而言，教育应是降低受教育个体熵值的过程——教育应减少受教育者的迷茫，降低其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使其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找到人生方向。不论学生考试分数多高，如其对未来发展茫然未知或很不确定，则说明教育有问题。

　　今天参会的曾经的俱乐部学员，他们现在的工作或研究领域与当年在俱乐部的学习有很大关联。他们是幸运的。他们在成长的关键阶段加入俱乐部，俱乐部为他们提供了机遇、资源和环境，他们很好的利用了这个机会。

　　《财富》杂志高级编辑杰夫·科尔文在《哪来的天才——练习中的平凡与伟大》[9]一书中指出，“没有人可以独自取得伟大成绩。在那些杰出人士成长历程中，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他们在关键时刻得到别人非常珍贵的支持。”科技俱乐部就是给了他们“非常珍贵的支持”，帮助他们找到了方向，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领域，并开始起步，降低了他们的个体熵值。这是科技俱乐部另一方面的成功（相对于奥赛得奖后的迷茫而言）。

　　他们能在学术领域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固然有高智商的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是合适的人，并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方做了合适的事情”，他们进入某个领域比别人更早，累计投入的有效时间和精力更多。科尔文在同一本书中，引用大量的事例讨论“被高估的天才”，他举例分析说，“音乐学院的学生和只为了娱乐而演奏的学生，需要付出的时间是一样的，要达到5级水平，一般需要1200小时的练习，音乐学院的学生比其他学生更早达到同样的等级，原因很简单，他们每天练习的时间更多……绝对没有证据显示成功有‘快车道’可走”；“刻意练习[10]越多，成就越大，大量的刻意练习，等于卓越”[11]。应当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刻意练习”不是刷题备考。

　　我们通常面对的不是千里挑一的“别人家的孩子”，更不是万里挑一的“传说中的孩子”，我们通常认为“自己家的孩子”没有他们智商高，而只有高智商的孩子才有可能取得高成就。

　　科尔文说，许多事例说明，用IQ预测一个人未来的成就是靠不住的。在面对新任务时，能否有所成就，IQ是较为成功的预言家，但是对一个数年内只从事一项工作的人来说，IQ几乎完全不能预测其成就……高的 IQ 并不是获得非同寻常成就的先决条件[12]。”

　　所以，对全国广大的教师来讲，尽管我们面对的是普通的孩子，我们可以先让“自己家的孩子”成为“邻居家的孩子”，让他们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里早起步，早发展。这就是当年创办“DY班”的基本想法，也是我们目前的办学方略。

　　两个月前，我在学生个人艺术展上讲，“人生犹如一场马拉松，但人生马拉松与体育马拉松不同的是，每个人都跑在不同的赛道上，且不以时间决定名次。不同职业就是不同赛道。今天很多人都在升学赛道上抢跑，我要告诉大家，人生还有另一种抢跑方式，就是‘专业抢跑’或‘职业抢跑’，挖掘潜能、培养志趣，形成优势。今天在场的一些同学已经有了明显的特长优势，说明你已经在自己的赛道上跑过了几百米、几千米甚至一两万米，不要轻易放弃，坚持下去，你们会比别人更早的成功撞线……”。

　　其实，科技俱乐部20多年的探索实践已经给出了最好的回答——“动力”和“方向”，就像一部汽车上的“发动机”和“方向盘”。

　　[2] 格罗特·雷伯（Grote Reber，1911年12月22日－2002年12月20日），美国天文学家，无线电天文学先驱之一。

　　[5] “有教无类”通常是指教育应不分高低贵贱博业体育，一视同仁，人人都应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但我个人认为，“有教无类”也可以理解为不应把学生都培养成同种类型的人，变成“标准件”。

　　[7] 《教育中的后天经验与脑可塑性》 Wolf Singer，引自《受教育的脑——神经教育学的诞生》，安东尼奥·M·巴特罗，库尔特·W·费希尔，皮埃尔·J·莱纳，教育科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脑科学与教育应用研究中心/组织编译,98页。

　　[9] 《哪来的天才——练习中的平凡与伟大》，[美] 杰夫·科尔文，张磊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9月，ISBN:81，218页。

　　[11] 《哪来的天才——练习中的平凡与伟大》，[美] 杰夫·科尔文，张磊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9月，ISBN:81，27页。

　　内容来源｜本文摘录自刘长铭校长2023年1月16日在纪念王绶琯院士诞辰百年暨王绶琯科学教育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