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传考研 彭兰老师1-6月论文整理！今年的热门考点藏不住了2023的上半年已经过去啦，大家开始看论文了吗？其实，除了心仪院校导师的最新论文，学界大牛的最新论文也不容错过，彭兰老师的论文必须首当其冲。彭兰老师论文涉及的学界热点往往也是近几年新传考研的热门考点，其平时易懂的语言与清晰精炼的框架对新传备考、答题有很强的参考意义。

　　通过整理彭兰老师2023上半年的论文我们可以发现关注点主要在：“智能传播、智能媒体、Chatgpt、AIGC、赛博格、人机传播、人机关系（协同、交流、共生）、数字化生存、社交平台的视频化生存”等领域，这些学界新热词是我们备考需要重点关注的。

　　元宇宙、人工智能等众多新技术与应用的加速发展，不仅让人、技术与社会之间的诸多问题与矛盾凸显出来，也对当下社会的信息传播结构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2022年的新媒体研究，针对上述种种问题，在社会实践、技术哲学和伦理等不同层面展开了深入的思考与探索。本文通过对2022年新闻传播学核心期刊上新媒体相关研究论文的主题聚合，提炼出五大议题：元宇宙研究、具身传播研究、虚拟数字人与社交机器人研究、人机传播研究、健康码与数据研究，并分门别类加以简要述评，以期通过这种有限的梳理与整合，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1.正如胡泳等所言：“当我们讨论元宇宙时，所讨论的绝不仅仅是互联网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或资本投资的下一个风口，而是一个关乎另类社会实践的可能性以及人类种群如何与技术共处、与机器共生、与代码共事的后人类境况议题。”

　　7.正如刘海龙所言：“近年来媒介技术产生的‘震惊效果’，导致了基础设施倒置，原来隐而不显的媒介基础设施被突显出来。”，人类社会每一次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都会带来社会的整体性转型，而对于隐藏在技术背后的基础设施的关注，不仅可以揭示数字基础设施在不同领域推动生成的新的结构和关系，对于理解当下的数字及其对人类文明产生的深刻影响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虚拟数字人（Virtual/digital human/avata），又称虚拟人、数字人，是指具有数字化外形的虚拟人物，通常是为特定内容的对话而训练的人工智能角色，具有一定的形象能力、感知能力、表达能力和娱乐互动能力。可分为非交互性虚拟数字人与交互性虚拟数字人，其中交互性虚拟数字人又分为真人驱动型与智能驱动型。在虚拟数字人的众多市场应用中，虚拟主播和虚拟偶像已成为目前国内市场的热点，特别是基于人工智能合成的虚拟主播的出现，也让我们对技术具身有了更多的思考。从实践来看，虚拟数字人已经成为人类信息传播活动的重要参与者甚至传播主体。

　　社交机器人是与虚拟数字人相似的另一个新的智能传播主体，一般指社交网络中自主运行社交账号并且有能力自动发送信息和链接请求的智能程序。相比虚拟数字人，社交机器人的传播活动存在着更多的争议与问题。在算法逻辑背后，把握社交机器人的行动目的和演进机制显得尤为重要，而从全球治理、生态治理、人本治理维度建构系统性应对策略，则有可能为走出社交机器人构建的智能陷阱提供新路向。

　　2.结合元宇宙的发展与应用，数字虚拟人的伦理困境与应对策略（北京邮电大学学硕617 论述题）3.元宇宙对文化传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学硕897 简答题）

　　10.元传播（南京师范大学专硕440、中国矿业大学专硕440、西南交通大学专硕440、成都理工大学学硕619、广州大学学硕847、陕西师范大学学硕710 名词解释）

　　13.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请你结合现实案例，谈谈对深度媒介化的理解和认识 （浙江大学专硕440 分析题）

　　22.什么是社交机器人，社交机器人对新闻业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冲击（清华大学专硕440 简答题）

　　24.人对平台生态造成的影响，以及如何规避负面影响实现人机和谐共存。（中国人民大学专硕440 论述题）

　　新媒体时代，我们需要回到传播学科体系的原点，对媒介这一传播学的基本概念进行重新思考。今天，媒介观走向了“万物皆媒”的多元视角，但这需要在考察物与人、信息以及其他社会要素之间的关系中来判断某个物是否充当了媒介的角色。新媒体技术条件下，硬件与软件、“链接”“码”、数据与算法、智能交通工具甚至人自身都是媒介的新体现，成为了新的中介者与建构者。新媒体时代，人与媒介、内容的关系也在不断深化，媒介内容成为了个人历史的记录、自我表达与自我建构方式、现实行为与生活的导向、社会关系的建构手段、权利与权力实践的向导或表征，以及人的生产力释放方式，人的生存在走向全面媒介化，被数据化的个体更是意味着人与内容、媒介的新融合。

　　(二)作为表演道具的媒介内容：自我表达与自我建构方式的媒介化(三)作为“诱导者”的媒介内容：现实行为与生活导向的媒介化

　　1.新媒体时代，当空间以文字、图片、视频等方式呈现在各种社交媒体时，也促成了原来没有关系的人之间的连接与互动，甚至是线下的“打卡”式连接。

　　2.传播网络中的人不是对所有内容都原样转发，而是会对内容进行筛选与过滤。人们的共同作用不仅会影响到内容的流向与流量，还会影响到内容本身的价值提升或削减。因此，人这一媒介在进行内容的筛选、传递过程中，也在实现着内容价值的重构。3.约翰·彼得斯认为：“媒介是容器和环境，它容纳了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又锚定了我们的生存状态。”不同的容器与环境，会影响人们的生存方式与状态。新媒体时代的一个重要特性是公共性媒介与私人性媒介之间的界限模糊，私人生活进入公共媒介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因此除了传统大众媒体内容给用户带来的那些满足外，更多的私人性需求可以通过媒介内容得到满足，私人性的行为在媒介内容中也有多层面体现，媒介也全方位地渗透到私人生活中。

　　4.人们在公共性平台广泛发布、转发各种内容，也体现了新媒体赋予的话语权利。除了话语表达权利，媒介内容也在折射或培养着人们的其他权利意识，激发与推动人们的权利表达与争取行动。

　　核心是肯定身体在信息流动与接受过程中的物质论地位，承认身体观念在意义生产与维系中的基础作用。身体问题需要揭示我们以何种身体姿态来面对物质性，物质隐喻是如何借用特定的身体姿态而实现，又如何影响和改变人们的身体姿态。

　　1)二维码推动了货币的数字化。货币一直以来都被视作是一种很重的媒介，如今二维码充当着货币数字化的通道之一，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货币的媒介意义。

　　2)二维码的扫码过程是对相关信息的提取过程，很多时候也是对多方信息的汇聚过程。3)如今二维码的思维正在扩展为更为广泛意义上的码思维，如健康码、行程码。虽然某些具体的码只是阶段性的产物，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产生或推出，但是这些“码”也反映出社会管理思维和模式的变化。

　　人的媒介意义可以从两个主要层面进行考察：一是身体；二是身体与思维、行为等活动构成的人的整体。彼得斯认为，人的身体是最基础的媒介，具有的意义最为丰富，但是其意义并非主要基于语言或符号，而是深入人类更为模糊的丰富血脉和体液深井中。邓建国延续了这一思路，指出人的身体可以看作是一种媒介，或一种界面。它作为一个多功能的物质条件，赋予了我们每个人与外界及他人互动的能力。身体作为基础设施型媒介，是一种第一维度的媒介，是先于、支撑和揭示所有其他媒介的“元媒介”。

　　摘要：赛博格的产生、发展与技术物有着密切的关联。随着越来越多与人形成紧密关系的技术物的出现，“赛博格”得以从军事、医疗和文艺创作领域进入日常生活中，促使交往主体从“人”向“赛博格”转变。笔者立足于耳机这一具体的技术物，试图揭示出技术物作为交往主体转变的重要因素，如何对人们的日常交往行为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当技术物作为交互对象时，能够对空间进行改造，并让人们获得一种全新的存在方式——“半在场”或“半缺席”；在人际交流中，技术物能够增加交往中的边界，以自身的媒介技术逻辑影响交往行为；而当其作为“赛博格”身体的一部分时，技术物则能够起到展示姿态和反映关系的作用，赛博格的身体得以凸显。

　　1.赛博格：赛博格一词来源于英文“cyborg”，是“cybernetic organism”（控制论有机体）的合成词。它产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科学家克莱因斯（Manfred E. Clynes）与克莱恩（Nathan S. Kline）提出的利用可控装备增强人类适应地外环境的思路。1985 年， 哈 拉 维（Donna J. Haraway）在《赛博格宣言》中，将赛博格定义为“一个控制生物体，一种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一种社会现实的生物，也是一种科幻小说的人物”。由此，赛博格不再是曾经那个“运用控制论原理和生命科学前沿成果制造的自控性的半机器半生物的生命复合体”，而是意味着一系列界限的打破：人类与动物、有机体与机器、身体与非身体等。任何将演化的与被制造的、有生命的与无生命的混合在一起的有机物或系统在技术上都被视作赛博格，人类与智能机器的结合也成为后人类研究者共同的主题。可见，从这一概念产生至今，技术物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2.传播学中的赛博格：技术与人的融合塑造出了新型传播主体——赛博格，这种新型传播主体崛起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传播学研究领域，它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影响：传播再造了人类之主体；媒介成为人类社会的构成性要素”。

　　3.戈夫曼拟剧论：戈夫曼（Erving Goffman）将社会生活描述成了一幕戏剧，每个人参与到许多不同的剧幕中，通过努力学习并遵守复杂的行为规则，完成环境要求、角色要求和观众期待。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在努力地维持自己的表演，尊重且至少不威胁到他人的表演。由此，场景依照人们的行为规则划分为“ 前台” 和“后台”，前台是表演之所，带有“公开”的属性，正如餐厅中的大堂；后台是准备之所，带有“私下”的属性，如同餐厅中的厨房。

　　4.人机交互（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 HCI）：是研究人、计算机以及它们间相互影响的技术，侧重于对界面的研究。随着技术水平的发展，人与机器的交互，已经从界面的交互，转向信息甚至情绪、情感的交互，这种交互也在对人类行为产生影响。同时，其中的“机”的含义也发生了扩展，指代包括计算机在内的各类机器设备，也包括机器人和人工智能。

　　# 线.赛博格（浙江大学学硕719 名词解释）2.明星塌房，网红人设崩塌，请你使用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分析这一现象，社交媒体时代如何自我信息表露与“形象管理”（郑州大学学硕625 论述题）

　　2022年，在智能传播的研究领域，智能媒体、算法、人机关系等仍是主要研究焦点。在智能媒体研究方面，既有对从业者面对智能挑战的认知、态度的实证研究，也有从智能媒体带来的思维和关系变革角度进行的理论思考。在算法研究方面，越来越多的研究涉及算法对内容及生态的影响、用户的算法抵抗等话题，一些研究也将算法研究扩张到文化视角。在人机关系研究中，人机信任相关的问题在实证研究中得到更多体现，人机融合、人机传播等方面的研究也开始推进。未来的智能传播研究，还需要将智能传播当作一种全民实践，探究全民参与的AIGC及其影响，洞察智能传播背景下的日常生活，对于智能传播中的“排斥者”或“被排斥者”,也需要有更多关照。

　　智能技术不只为传媒从业者带来机会与挑战，也不只是为用户带来算法下的传播体验。智能传播也是全民化的新传播实践，这种实践很多时候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不管人们是否愿意理解与接受智能传播，是否有机会接触智能传播，智能传播都在改变着社会生活图景与人的生存境遇。

　　方兴东等指出，智能媒体是指基于算法，以实时、动态的大规模数据为核心驱动的内容生产和传播的媒体形态。数据驱动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是智能传播的本质。

　　人机融合带来的另一个典型结果是人的数据化生存，人被全方位数据化，人的身体也因此被映射为虚拟实体或被拆解为数字化元件，人的反身性控制与自我量化增加，个人历史与记忆被投射为的数据化轨迹，数据也塑造了数字自我、数字人格。以数据化形式体现的外部控制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强大。随着实体的人与虚拟实体的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人也面临着外部力量获取个体数据与数据主义背景的双重控制，尽管与人相关的数据不断丰富，但再完整细微的数据也无法反映或代表人的生命体验与思想情感。

　　3.人机传播：彭兰指出，人对人机传播的需要主要基于场景性、补偿性、可控性、定向性、投射性、治疗性等交流的需要。人机传播能否达成有效交流，取决于机器对对话情境、情感表达与互动、风格个性、经历共享、身体表现与互动等交流要素的理解与应用，在某些方面，机器永远有其局限。人机交流中总体是以人为中心的不平等交流，这不仅会影响到人机交流的结果，也会为人际传播带来障碍视频号的激活与突破:强社交平台的视频化之路。

　　4.AIGC：2022年，AIGC（AI Generated Content，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这个概念及相关实践也逐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AIGC应用可以帮助人们生成文章、小说、音乐、绘画、程序代码甚至论文等各类内容，年底突然走红的Chatgpt更是为人们理解与应用 AIGC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实验场所。智能媒体的主体主要是媒体、媒体人及相关机器，更多涉及的是新闻等公共内容生产与分发，而AIGC的应用者扩展到了普通人，人们可以通过各种AIGC工具参与不同类型的智能化内容创作，这不仅会大大拓展 AI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场景，也将开启一场全民参与的人机协同创作运动、新媒体平台中的内容将进一步井喷，这些内容也会对传统内容创作带来挑战。

　　对于基于微信平台的视频号来说,强社交属性对其视频化发展有一定限制,但它也具有差异化发展的可能。视频号可以在以下几方面争取突破:开辟视频新闻发展的“第三条”道路;以直播营造多样化的公共空间;提高知识生产的“浓度”与“海拔”;打造适合老年用户的“新电视”与“新社交”;建构视频化的新生存空间。在视频化的方向下,平台还需要通过活动或“模因”的示范来推广产品,培育平有的文化基调与基因,在宏观上进行生态调节。

　　③在“视频化生存”这一大背景下，思考视频与生活的新关系，开发视频应用的新场景，构建人们的新生存空间

　　2.新媒体的发展，推动了人的媒介化生存，它意味着人在不断与媒介内容融合，内容变的一种媒介化存在，而媒介内容很多时候也直接诱发、引导着人们的现实行为，谋求媒介中的存在感成为生活的一个重要目标。视频化生存是媒介化生存的新阶段，视频化生存也与现实化生存形成了相互驱动、相互转化甚至一定的融合关系。

　　1.强社交属性（微信）：微信是强关系为主的平台，以熟人关系为主，即使是一些以弱关系为起点的交流对象，有时也会因为工作等需要，在一段时间内形成频繁互动，从而发展成强关系。在强关系基础上，微信平台也带来了强社交，它以私聊、朋友圈和微信群等不同方式满足人们的社交需求，也因此覆盖了人们大部分的社交关系，占据了人们大量的时间，甚至使得社交与工作的界限日益模糊。除了互动频率、时间之强，强社交还体现为它带来的压力之强。面对亲朋好友、同事上级、客户或同行，或者其他可能成为未来社会资本来源的互动对象，人们需要精心进行社交表演，为表演道具、表演策略发费时间精力，面对他人的反馈还需要不断进行自我审视和反思。社交圈子中的社会比较也不断增加人们内心的焦虑感。为了维系各种社会关系，人们也需要不断投入时间、精力。

　　在这样的强社交日益带来倦怠与压迫感的情况下，快手、抖音这样的平台给了人们一个逃避的可能。从社交关系模式来说，它们以现实世界互不相识的互动对象为主，人们可以选择不向现实生活中的强关系对象透露自己的账号，因此即使露出“真容”，收到熟人关注的可能性也较少。平台提供的一些滤镜功能，也可以帮助人们改头换面，对那些顾及强关系的用户来说，这里会更轻松。

　　社交动力来源于内容唤起的用户共鸣度。尽管媒体人对新闻内容又自己的专业价值判断，但这些专业判断能否与用户的价值判断产生交集，影响这些内容的社交传播效果。击中公众的敏感处或痛点、回应人们的疑问或困惑、呈现日常生活或普通人的亮点、传达某种价值观或生活方式等类型的主体，更可能在社交平台赢得用户的共鸣。

　　2.短视频新闻（云南大学专硕440 名词解释）3.字幕在短视频新闻中的作用（云南大学专硕440 论述题）

　　ChatGPT的出现是我们透视智能传播的全景及前景的一个契机。智能传播的核心是智能机器成为传播主体。智能传播涉及三种新的人机关系：人机协同、人机交流与人机共生。在ChatGPT以及其他AIGC技术的推动下，人机协同将从媒体或其他行业性应用向个体的生活层面渗透，人机协同中，人需要重新定义自身的角色。ChatGPT及类似应用也会使人机交流日益普及，这种交流虽然可以给人们带来相应的满足，但也可能对人际交流形成挑战与破坏。智能传播，也越来越多地以人机共生的新身体——赛博格为基础，基于这种新的身体的自我传播也将对人产生日益深远的影响。

　　1.智能传播对内容生产、传播的一个关键影响，是以算法、数据思维为代表的机器思维的全面引入，这些思维也会在某些方面拓展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与反映方式。

　　2.包括ChatGPT在内的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使智能化内容生产翻越了专业围墙，进入普通人的领地，这正是其对智能传播的一个推动。同时，ChatGPT将人机交流带到一个新的起点，也会使人对机器有更多的信任，对与机器的交流有更多期待。3.智能传播带来了三种人机关系：人机协同、人机交流、人机共生。对智能传播的认识，可以基于这三种新的关系展开。智能传播的发展，也是这三种人机关系不断深化，特别是向人们日常生活渗透的过程。

　　4.2023年3月，百度推出了类ChatGPT应用“文心一言”，近200家媒体宣布接入这一平台，代表了内容生产者对智能技术的积极拥抱，即使没有技术开发能力，媒体也试图利用开放的技术平台，来进行智媒化探索。

　　5.哲学家波兰尼认为：人类的知识有两种。通常被描述为知识的，即以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述的知识，是明确知识。而未被表述的知识，像我们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是默会知识。

　　6.ChatGPT的模式也意味着，智能分发不必都通过集中性的平台而是可能以更个性化的“智能管家”的方式实现。用户可以通过适配的终端或渠道，通过嵌入在各种App、专属于自己的信息管家处获得特定场景下所需要的内容。个性化内容接收的终端也不限于手机，而是可能会向智能家居、智能汽车等空间中的各种智能设备延伸。7.在西尔弗斯通看来，人对技术的驯化，既包括个人合理地利用技术满足自身的私人目的，同时也意味技术对人机能的拓展使得个体能够更好地参与到公共空间活动之中。人对媒介技术的驯化体现为四个阶段：占有（appropriation，消费购买）、物化（objectification，对其进行实际处理）、融入（incorporation，技术在被使用的过程中逐渐融入个体的日常生活，成为日常生活实践的一部分）、转化（conversion，技术脱离私人生活范畴，重新“转化”进入公共空间）。

　　8.即使在智能时代，人也是机器的学习模板。机器的智能来自对于人类的信息、知识与思维的学习，AIGC也离不开人类提供的信息、语料与行为模板。

　　周葆华等人对智能传播的定义则更为明晰，他们认为，“智能传播”指人工智能技术介入和参与的传播活动：可以发生于生产环节（如机器新闻生产），也可以发生在分发、使用环节（如算法推荐）；不仅包括以智能技术为中介的人类交往过程（不限于人际范围）及其影响，也包括人类与智能技术交往的人机传播过程（HMC）及其影响（周葆华、苗榕，2021）。这个定义不仅明确了人工智能在智能传播中的角色，也指出了人机传播这样的新的智能传播形态。智能传播对内容生产、传播的一个关键影响，是以算法、数据思维为代表的机器思维的全面引入，这些思维也会在某些方面拓展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与反映方式。算法、数据思维也会对人的经验性、直觉性思维形成一定的冲击。但仅有算法、数据是否就有了完备的智能传播，算法与数据的局限在未来需要如何解决，这也是智能传播实践与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与智能传播一样，人机传播这一概念虽然近年已经出现，但学界并没有达成统一认识。有学者强调人机传播的特征是, 机器并非传播的渠道，而是信源或/和信宿（牟怡、许坤,2018）。对这一特征，研究者容易达成共识，但如何理解人机传播与此前已经出现的人机交互这一概念的关系？有人将人机交互与人机传播视为同义词，或者将人机传播作为人机交互的新阶段。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HCI）是研究人、计算机之间相互影响的技术，其研究重点是用户界面，即人与计算机之间传递、交换信息的媒介和对线），主要涉及的是人与各种输入、输出设备之间的交互。而今天我们谈论人机传播时，机器已经变成了与人一样的交流主体，人与机器的交互，已经从界面的交互，转向信息甚至情绪、情感的交互，这种交互也在对人类行为产生影响。

　　人机共生可以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人机共生可以看作一种新的生存环境，人与机器同时作为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参与各种生产活动及社会活动。而狭义的人机共生强调的是人新的生存状态，即机器直接存在于人的身体上，拓展人的机能，人与机器共同构成一种“赛博格化”的存在。

　　赛博格这个源自20世纪60年代的词，其含义是人和机器共生、耦合的新生命体，赛博格也常常被视为“后人类”的象征。在其出现后的几十年内，它主要出现在小说、电影或论文中，但近十年来，智能手机的发展，使得人与机器的共生，逐渐成为现实。虽然智能手机并没有真正嵌入，但是当人与它形成了日益不可分割的关系时，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人的身体的一部分。当无比广阔的世界被集成于人们手机、近在指尖时，手机作为人的器官的延伸，已经不再是比喻。除了手机外，耳机、智能手环、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设备也已经或正在进入人们的赛博格实践中。

　　赛博格化给人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量化自我活动的增加。由美国学者凯文·凯利（Kevin Kelly）和技术专栏作家加里·沃尔夫（Gary Wolf）提出的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这一概念，是指利用可穿戴设备和传感器技术等收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同方面的个人数据，用于探索自我、反思自我，从而获取自我认知的运动（杨梦晴等，2022）。虽然目前量化自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健康管理、产品开发、技术赋权等方面，但未来的研究也需要更多传播学的视角。

　　也有人称为人内传播、内向传播等，这一传播往往也与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并称为五大传播形态。量化自我，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新的自我传播方式。

　　AIGC领域技术的发展，将带来人机共存的新生存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机交流将逐步普及博业体育。一方面，人机交流中的机器具有较大的可控性，人可以对交流进行各方面的控制，但这未必总能带来理想的交流效果。另一方面，人机交流中的机器也在对人进行着反射，或用自己的方式对人进行驯化。AIGC为平民进一步赋权，艺术创作渗透进日常空间与生活，普通人有了“艺术化生存”的可能，但艺术的独特气质也可能在日常生活中被不断消磨。AIGC也会带来高度虚构化的视觉空间以及幻像化的人，如人的数字化身或各种虚拟人，现实与虚幻的界限进一步被模糊。

　　法国学者米歇尔·德塞图对日常生活实践的研究指出，在消费社会，人们并非完全被动，人们以自己的方式“创造”了日常生活，也创造了对规训进行的战略与战术，人们也会通过重新组织、解释编码的方式对文化产品进行二次生产。

　　互联网对社会生活影响的一个重要线索，是营造了数字化的生存空间及相应的生存方式——数字化生存。在不同阶段，数字化生存也有不同侧重，早期以文字化生存为主，即基于文字手段进行表达、互动，今天视觉化生存成为重心，图片、视频成为虚拟生存的主要手段。而 AIGC 领域智能技术的发展，正在将人们的数字化生存推向人机共存的新阶段。

　　对于日常生活与艺术的关系，英国学者费瑟斯通提出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国内也称为美学化) 这一概念。费瑟斯通在《消费主义与后现代文化》提及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三个方面的表现: 一是消解艺术和日常生活之间界限的艺术亚文化的兴起，如达达主义、历史先锋派和超现实运动; 二是将生活转换为艺术作品的谋划，即追求生活方式的风格化、审美化; 三是日常生活符号和影像的泛滥。